映象新闻

2007年，党政事业单位投资为8104.8亿元，其中党政机关投资为3166.1亿元，占全部行政事业投资的39.06%。

我国年初突发的冰雪灾害和5.12为害甚烈的汶川大地震。当前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形势，带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征。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宏观调控 。以为民生问题政府可以包揽，以为政府增收的财力可以不加区别地按平均主义方式分光，于是过早地提出不切实际的高要求、过急推行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均等化，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活力减退与滞胀风险，结果将有损于国家现代化事业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但是，我们对于供给管理的重大意义并不能由此轻看。我国新阶段的总纲是构建和谐社会，特别需要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但也需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对度作出合理把握，积极稳妥地掌控好渐进过程。这也需要为数可观的财力，可用的钱不是多工而是还很不足。

笔者之所以特别强调理性的供给管理，主要出自如下四层看法：一、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弗利德曼式经典表述，其实往往产生明显的片面性，易使人们简单地在观察认知时，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通货膨胀，进而又惟一地在对策方略上，把抽紧银根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完全手段。三、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实施赶超战略，并在政府职能方面有自觉意识地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互紧密结合。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国家财政上统收统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作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从中长期的观点看，窒息了地方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

这势必产生此前不存在的、普遍的财政收支垂直不平衡。事实证明，收入集权在实现提高财政占GDP比重和中央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的目的上，是卓有成效的。同时，转移支付仍然被赋予均衡地方财力的使命。从2005年开始，随着税收返还相对规模的缩小，财力地区均等化开始显现。

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1949—1978年）实行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民国时期，地方财政自主在国家立法中得到了认定。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包括转移支付在内的中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进入专题： 财政转移支付 。中国的地方政府，于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统一的年代获得了真正的财政自主权，以此为基础，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成为一项具有实质意义的制度安排。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个阶段的地方财力分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均等化的时期。

地方财政均等化在当时的国家财政不占任何重要地位。这个财政体制使中国社会和各个地区普遍受益，其经济效率和公平性远远高于中央计划下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这三类转移支付相对规模的变动，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分税制改革后财力地区均衡化的水平。转移支付政策的多重目的，决定分税制改革后转移支付形式的多样化，从以填补垂直不平衡、维持既有的地方利益格局为主要目的的税收返还，到以执行中央政策目的的专项转移支付、按公式分配具有较强平等化因素的财力性转移支付。

分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收入集权的同时，支出进一步分权化，这构成了这个时期转移支付规模迅速膨胀的基本原因。在帝制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代表皇权在自己的辖区内征收税赋，并按一定的规则把征收上来的税赋分成起运和留存两个部分。

在这个体制下，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提高，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系以及作为这个计划经济一部分的统收统支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国家（政府）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

中国是这一潮流的后来者。然而，由于军阀混战、国共内战，特别是抗日战争，蒋介石政权的专制无能，国民政府有关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律基本上止于纸上谈兵。其一，从效率的观点看，财政支出分权大于财政收入分权是合理的。分税制改革，使中国终于和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采取了中央政府依靠自己的征收机构，征收税基大、流动性强的国内税种收入的制度，实现了较高程度的收入集权世界银行，2009，《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文版），清华大学出版社。改革期间，居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

本文下面对影响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些关键因素作一个简要评述。但当时的市场化是以公然掠夺的私有化方式，把最值钱的国民经济部门拱手让给了极少数寡头，使之霸占了石油、天然气、冶金、矿山、银行、传媒等产业。

1978年以后的30年改革期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幅度上升至45.7%，城市人口从1.7亿扩展到6亿。首先，大规模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不仅创造了供给，也提供了持续扩张的有效需求，引领经济迅速发展。

但长期没有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但导致储蓄率不断攀升还有其他原因。

继续改革，兴利除弊，使发展势头能保持下去。但城市化率只上升到17.9%，仍停留在城市化初期阶段。经济所以能保持稳定发展，除了减少错误的政治和经济决策对经济的影响，也得益于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改善和政治、社会稳定。1952年和1978年，中国人均GDP 按当时汇率计算，分别只有36美元和220美元，各自只相当于美国人均GDP 的1.6%和2.1%.2008年，人均GDP 合3260美元，是美国的7.2%.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及国家统计局数据，下同）。

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但改革前近30年并没有取得堪与后30年改革期间相比的经济成就。

这有助于改善消费，启动内需。5.5公斤油料作物（合不到2公斤食用油），319公斤原粮（未扣除工业用粮、饲料粮、种籽粮等）。

政府行政管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而很高的工业比重和很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则说明工业效率不高，农业发展尤其迟缓，效率极低。

4.基础设施条件和宏观经济稳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改革期间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幅度很大，有效消除了经济发展的瓶颈，从宏观层面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也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发展提供条件。这包括：能否通过制度改革和完善，缩小收入差距，启动居民消费，根本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下，就促进了储蓄率的提高。

能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民主、廉洁、透明、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以保障未来的长期发展。如果经过若干年调整，能使消费率回升到60%以上，居民消费比重从目前的35%回升到45%—50%，未来的经济持续增长才能有一个较可靠的基础。

这后30年的加速发展，得益于经济改革打破了过去那种个别决策者发号施令、全国老百姓盲从的僵化计划经济体制，以渐进方式逐步建立了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改善了资源配置，提高了经济效率，使大众获得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工作热情得以发挥。3.建立行业规范和监督机制，保护社会公众利益。

劳动力供过于求，压抑了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使其在长时期内不能随经济发展而同步增长。2.适度的高储蓄和高投资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说法，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过程的核心问题在于怎样将其国民储蓄率提高到12%至15%，使资本形成能够加速进行（Lewis ，1954）。